互联网的普及弥合了我们的生活缝隙，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从交往上云到远程办公，从电商购物到直播带货等。在互联网平台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下，从互联网到传统行业的各行各业都经历了重塑，从而创造了新的行业生态。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公益事业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面貌。据初步统计，疫情期间，通过互联网募集善款达18.67亿元，其中腾讯公益平台共完成网络筹款超过6亿，共计1200多万人次参与其中。
当然，不论是疫情期间自上而下的募集善款，还是最近“99公益日”的出圈，在互联网时代下，大众对“公益”二字的认知都已从灾难的紧急救助，过渡为日常生活中的“随手公益”。
互联网公益并不是简单的互联网平台公益，而是以大数据等现代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对公益的开展模式方法进行深度改造的过程。当公益拥抱互联网，这是时代的风口，也是全新的挑战。
从传统公益到指尖公益
事实上，互联网和公益事业有一种天然亲和力。
信息产品与传统商品最大的不同点是它可以让亿万人共享，也正是由于信息产品的公共性，使得它与公益事业有着天然的联系。这让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成为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首先，互联网公益以互联网为信息平台，具有方便性、快捷性等天然利好条件。在互联网上，信息发布及传播非常迅速，且信息传播成本低、受众范围广，使得公益信息能够在第一时间得以传播。其中，互联网公益1.0时代就极大延展了公益传播的边界，提高了传播效率，让“跨省、跨国、跨洋救助”成为可能，拓宽了公益的地理面积和救助范围。
同时，在互联网交互式信息沟通模式下，信息能够迅速反馈，相关公益机构和项目能够及时公开捐赠情况、善款使用情况及项目整体运作情况。而透明、公开的运作模式，可以有效缓解信任焦虑，为各参与主体维持稳定提供了基本前提。
其次，相较于传统公益的募捐方式，互联网的出现伴随着电子支付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募捐的便利性，越来越多的传统公益机构将在线捐款作为面向大众募捐的主要形式。
人们不用再去银行汇款，也不需要将现金塞进募捐箱，通过网络转账、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传递善意。这种随时随地、小额可捐的低门槛方式，释放了广大公众的捐赠热情，也提升了捐赠效率。让“捐赠”从大机构、大企业、知名人士等“头部群体”，扩散到全民手中，形成了一种指尖公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众筹平台也迎来了一次蓬勃生长。2015年起，以轻松筹、爱心筹和水滴筹为代表的大病众筹平台，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壮大。官网信息显示，轻松筹和水滴筹两平台的筹款金额累计均已超过200亿人民币，爱心筹也募集超过60亿的善款。
最后，互联网公益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和运作特征表现公益出去中心化的特点，即人人可公益，不仅限于人人可参与公益，还在于人人可发起公益。传统公益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或NGO牵头发起，其传播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由于公益项目从发起到筹款再到执行，基本都是由公益组织所主导，捐赠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选择有限。
而互联网为人人公益提供了可能性和工具平台，组织、个人均可成为发起者，参与公益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更多的是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而存在。捐赠者不仅能够在大量的项目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同时还能够通过便捷的通讯反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公益机构和爱心网友的连接越来越便捷和透明。
公益还是生意?
当互联网以其开放、透明、平等、自由等特质与传统公益转型期所亟需的要素一拍即合时，也令公益组织不仅在形式上加入互联网，在思维方式上也逐渐向互联网性格全面靠拢。
由此，在线上传播、网络捐赠、账目公开、项目反馈等基础性功能之外，公益活动尝试与互联网生活全面融合。平台设计的步数捐、零钱捐、蚂蚁森林等多种方式让公益变得唾手可得;云计算、区块链等最新技术，升级式地将互联网的分散优势发挥到极致，人人、时时、处处的网络捐赠成了互联网公益新常态。
时下，互联网公益已经进入互联网与公益真正融为一体的3.0阶段，是一个人人公益的阶段，而不同阶段中的不同主体角色，也表明了互联网公益发展成熟度的转型与升级。
可以说，互联网对于公益的变革性影响毋庸置疑，但技术之外依旧有对技术向善拷问和对技术作用的质疑，这构成了互联网公益的全新风险，这是对网络化变局的必要担忧，也对公益事业的未来走向意义重大。
首先，互联网公益依旧无法排除技术运作的负面影响。经过技术化操作的公益主体看似透明，其实仅是其全面形象的部分展演，无论是感人的爆款文章，还是一组充满“在场感”的照片，在某个点上打动捐款人的背后，依然存在虚假的可能。
而在互联网平台并不能完全为求助者背书，审核未必准时到位的情况下，骗捐、诈捐都有了滋生的土壤。2016年，广东省梅州市发生“骗捐门”事件，筹款申请人因女儿患白血病通过网络慈善众筹平台向社会筹款45万元，随后申请人却被网民曝出有多处房产，并且利用筹款购买豪车。而显然，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其次，当下互联网娱乐化、消费化、去行动化的特质，也潜移默化影响着公益。正如《文化纵横》在2018年“再造公益”的专题中指出的：“当社会正义的议题被简单消解为技术官僚的治理问题，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就可能沦为娱乐明星们的一呼、一哭或一条微博。”
同样，社会正义的议题也被消解在快乐公益、社交式公益、表演型公益、炫耀式公益的传播过程中，而这些公益形式正与互联网逻辑紧密贴合，这也引发了对于公益价值迷失的担忧。
此外，做公益挣不到钱，“互联网+公益”却可以。
天眼查提供的信息显示，水滴筹2016年创立来分别获得850万人民币种子轮、4000万人民币天使轮、1.6亿人民币A轮以及近5亿人民币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腾讯、美团、IDG资本、创新工场、真格资金等知名机构。
2014年创立的轻松筹也已完成多轮融资，上一轮C轮融资金额为2800万美元，也是有腾讯、IDG资本、同道资本等机构加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做传统公益，很难获得资本青睐，但套上互联网模式之后，筹款平台迅速壮大，便可在公益之外发展其他业务作为收入来源。
水滴公司三大支柱业务分别为水滴互助、水滴筹和水滴保。轻松筹母公司对应的是轻松互助、轻松筹和轻松保。其中，保险是主要盈利业务。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9年4月，水滴筹累计筹款金额已超120亿元，捐款人次超过4亿次，水滴互助已拥有会员7878万余人;轻松筹累计筹款金额为320亿元，注册用户6亿人，轻松互助会员突破千万。
在互联网技术的催化下，共享经济带来了“免费的商业”，社会企业成就了“收费的公益”，这种颠覆性的社会创新，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新可能性。诚然，公益商业化可以提高效率，公益和商业可以互相交融，将小而美的公益组织规模化运作。走社会企业的路子，既达到盈利的目标，又形成向善的效应。
但这个过程中，公益组织的权限、“竞争”的正当性与合理合规的执行流程等，都是公益推进过程中需要接受大众审视的问题。互联网让大众能更简单地参与公益，但大众对公益的要求并不会因此降低。不辜负公众的善意，则是“互联网+公益”必须坚守的底线。
技术与流量所席卷的公益之变不可否认，而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必然要面对“公益还是生意”的权衡选择、公益价值未来何在，以及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安放公益等重要议题。当公益拥抱互联网，这是时代的风口，也是全新的挑战。
(千寻专栏 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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